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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 人“应当”何为?
人类学 | 人“应当”何为?
2021-11-01 - 1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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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11-08 15:00:39.0

《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是一本拥有久远时间和辽阔地域之双重广度的思想史著作。初览文本,即感于其承载的诚恳与热切,那是一种试将人类的意志与精神之中,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的所有维度都纳入深刻反思的热望。


反思是本书的主题,询问与反刍则是文本集结和逻辑推演所遵循的策略。所有生活和曾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所有留下传世智慧、清澈信仰或亘古谜题的生命,都是被询问的对象。


回溯群星闪耀的人类文明史,从人类刚学会集群成社的史前牧歌时代,到古希腊、先秦与旧约希伯来,再到文艺复兴乃至空前喧闹的今世代,我们从新的视角再次见证所有存在过、迷惘过的生命的思考与奉献,我们被邀请做一次深入思考——人“应当”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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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



所有称霸过地球的族群当中,人类是最脆弱的,其脆弱性主要表现在物理方面。死亡如空气般包围独自行走在大地上的远古先民,想长久生存,人类需要群体的保护。在生产实践中采取组织化的形式,是人类走向巅峰的过程中,有别于其他地球之子的重大优势。


由此,史前牧歌时代的两个重要意象出现了——人类个体,和为个体提供庇护的群体。这两个意象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据对立统一的两极,其他组别的对立统一,在这两个元初意象下各从其类。


“个体”和“群体”彼此连接、遥相呼应,由此出现了第二组概念——“自由”和“平等”。


自由属于个体。个体有思考、创造和拥有创造成果的自由。换句话说,人有扩张的自由,有在空间中留下痕迹和宣示所有权的自由。


但是,“任何社会中的自由,均以自由行动之结果的衡量与取舍为前提,并以特定社群中的公共伦理与法律秩序为条件,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个体与他者共存,个体的自由必须以个体间的平等为前提。依据书中观点,“当一个人占有或拥有某一自然物品或空间时,必然同时排除他人的占有或拥有”,因此自由意志的行使本身就会导致人际冲突。


人类个体的行动也可能直接伤害他人的自由,进而破坏“平等”。而“平等”的分寸与真正内涵难以把控,平等背后挥之不去的阴影“平均”,使得“平等”一旦失去理性控制,就会突破防线,伤害甚至奴役与其对立统一的另一极。


天问由此而发:人应当怎样行动才能既保有自身自由又不伤害他人自由?


或许,人类需要一种由善意、良知、公益精神等内在品德支撑的准则。它是人类思考与反思最终落脚的所在,也是人之为人的因由。今天,这一类准则空前重要。泛自由主义时代,“自由”已失控,绝对平均思潮也让“平等”的理性领地失守。


技术崇拜带给我们一种未来时空可任意扩张、世界和宇宙可肆意占有的幻觉。而事实上的有限,导致了扩张和失衡之外的高压状态。历史已上演过无数次的无度扩张与群体疯狂将要重演,而且是以更具毁灭性的形式,因为今人“呼风唤雨”的能力已远超古人。


暴风雨已来,它会重塑我们,还是毁天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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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陷阱



人的能力是自由意志与自然、社会环境交叉作用的产物,是人与他者互动时发挥的功能和造成的综合影响力。这就是“人的能够”。


 “人的能够”曾帮助人类取得生存权。在漫长的求生史上,血腥的争斗为人类注入了暴力的本性。从此,对暴力的渴望存在于世世代代。利用“人的能够”登峰造极的群体,本能地对外暴力扩张、对内暴力压制。群体中组织化的“人的能够”建立在对无数个体的强制之上,个人理性、幸福与生命尊严都被群体淹没了。


千万个体中总有一部分爬到洪流顶端,试图为群体意志代言,人群匍匐着将他们当作神祇。这是“人的能够”的另一个极端。个人用私欲亵渎万物,将理性、敬畏和道德之光遮掩。


因此,“人的能够”并非准则。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必须尤为警惕这个所向披靡却狂妄暴躁的远古恶神。


如果“能做什么”不是指引我们的准则。那么“要做什么”会是指引我们的准则吗?


对人的行为加以强制规约,就是“人的必须”。


“人的必须”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法就是要建立社群共同体生活的公共尺度与准绳”“律乃定纷止争,即确定物之所有权而终止纷争之道”。先秦法家思想者、实践者借此二者整合个体生产力,用秩序井然的集中意志促进发展。秦王扫六合,不仅是嬴政的个人神话,更是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国力积淀。


罗马共和国“将自然法精神和‘人的必须’法律化做到了极致”。以《十二铜表法》为代表的罗马法典,“将罗马公民的主体权利与人权保障做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大可能”,使得罗马帝国“成为农业文明时代最富个人生机与公共秩序相协调的强大共和制帝国”。


但是,用以约制个体行为的“人的必须”,是群体对个人的强制规则。它冰冷而忽视生命,不可能给人带来自我规约和激励。先秦法家为大部分人强加了“必须”的约束,却忽略对帝王权贵的限制,故“在相当大程度上应该为中国数千年来宫廷政治的诡诈、黑暗与无底线负理论责任”。


强制的规则冰冷而不具内在活力,道德教化则更加着眼于人。它更温和,是否也更有效?


 “人的应该”根植于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它要求人们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甚于好好做人。“应该”这个词,语重心长,暗含绑架意味,为“强制”披上道德教化的温和外衣,它隐性,有弹性、可修改,也可掌控,不像 “必须”那样刚正而不容侵犯, “伪善”问题出现了。


“人的应该”体现为“共同体在特定时空中对个人行为的公共强制”,即“希望每个人依这种公共约定俗成的道德压力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外在地与共同体的行为习惯保持某种协调一致。”这种公共道德归根结底是外在的,并不能由内而外、充满生命力和激情地给个体带来激励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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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神圣生活?



“人的能够”“人的必须”和“人的应该”并非一无是处。“人的能够”是人类内心的热望与野性之火,是超乎理性的生命力。“人的必须”是防火墙,是限制狂躁疯狂的法则与律令。“人的应该”则是立足于道德伦理的教导,是对本源野性的较温和驯化。三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大放异彩,也各自滋生过不同形式的邪恶。


欲望、理性和道德是心灵的不同维度,而“精神”则是最本源的力量。精神能为“人的能够”“人的必须”“人的应该”提供正当性支持,使其“导师”的一面比“恶魔”的一面更接近人类,并帮助永恒时间中的生命找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洽逻辑。


“人的应当”,就是人用来自我规约、自我激励与自我坚定的精神准则。个体在面对自己的生命时,“人的应当”体现为“在生命过程中认识真、善、美,并保持去实践它们的勇气、信心和自我约制的持续性美德”。个人面向群体时,人的应当体现为“群体性公共人格和精神理性”。“人的应当”既保护个体自由,也守护公共理性。


“人的应当”从何而来?最初,它从神话中来。在早期社群中,人们讲述诸神善恶,自然物理现象即是人们探寻求索的原始资料,神话隐喻与自然法就是他们提炼出的原初智慧。由此发端的古希腊哲学家思考自然、探索人心,继而推崇有序、有规则、至美与理性的生活


《圣经》体系为人们提供的神圣信仰,也成为“人的应当”的重要来源。耶稣及其门徒在人欲横流、命如草芥的时代,从容处置自己的生命,对他者抱以温柔、慈爱与宽恕,使得尚武的罗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与鹄的。自由与暴力的两难困境,就此现出一线生机。


中国的道家圣贤将神秘的“道”置于首位,人君、人臣与人子的举止行事应当合乎“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者认为这是古中国帝权真正服务于人民需求的“黄金时期”。


古希腊人从神话中提炼出哲学,追求自由、平等与理性;希伯来人从信仰中找到准则,提出爱与宽恕的非暴力模式;道家圣贤提倡顺应自然之理的圣道,是古中国最值得珍视的济世思想。人与他者关系中的“应当”就此浮现。而佛陀唤醒了“人的思想对当下任何行为的广泛与久远的责任意识”,每个人的行为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这就是人与自身关系中的“应当”。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人的应当”从原始神话与信仰中独立,却从未抛弃其诞生之初的庄严、神圣、仁爱与激情。“人的应当”走向世俗世界,发展出了“公益性公共倡导”,群体性“人的应当”赫然出世。“一个‘善’的公共有序社会,必基于人与人生命中的共同尊严,必基于由此产生的对待他人生命的公义。”


“公义”与“公益”紧密伴生。人类公益精神如同三春阳光,播散在黑暗荒原上。人们不为利益回报,只为将心中的理性、激情与爱落实于世的那份满足感而奔走。福利院、养老院和医院出现了,人们怀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心愿,凭借自愿捐赠所得的资源,为弱者构建了庇护所,将“人的应当”具象化到新的维度。学术集会和早期大学也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现代科学由此孕育。


这就是人类在“人的应当”指引下完成的壮举。“人的应当”守护和驱动人类,将智慧呈现,将善意宣告,将庇护所建立。它是人们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坚定的神圣工具。


人类是自然之子,地球上兼具脆弱身体和强大精神的一支。自然法是所有生命共同遵循的原则,是每个个体的生命底色和回荡在每个群体中的远古之声。智慧和灵性由此而来。我们来自不容侵犯的自然与神圣,我们不应当偏离这份跨越时间的理性和激情。


社群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策略。“自由”和“平等”是守护个人与群体的最古老“神祇”,与之相接应的“公平”“公义”与“正义”,理应共同守望每一个文明。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作者景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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